成长的岁月　　

感激，我QQ空间的朋友！　　

——兼《成长的岁月》自序

天籁（陈庆德）

我的QQ空间是2006年2月开启的，以前我不知道有空间，是我的好友“飞雪”（辽宁）启发我开设的。还有一位，我现在想不起名字的一位网友给我打通的。开始我只是去看别人的空间。那时看了别人的空间很是羡慕，常常流连忘返。现在记得的是“秋*无雨”、“流浪人”、“秋叶静美”的，其他的也不少，可惜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

“秋*无雨”是我偶进“聊天室”认识的，是她先加我，还是我先加她，现在也记不清了，总之，从聊天室把她带回来后，她就成了我要好的朋友。她的空间让我耳目一新，我就把她空间的货先贩一部分回家。

后来还贩过“流浪人”的货，贩过“秋叶静美”的货，贩过“梅”的货；看过一个叫“三毛”的在别人空间的留言不一般，就把她的留言截取过来做成我的货。还移植过“天卉”、“飞雪”、“推车赶路”的。当然等我自己有货之后，也逐渐地还了人家。

过去，我自己也是常常舞文弄墨的，从1976年开始，我就基本没有停过笔，1980年开始发表东西，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杂文、新闻通讯等，我结婚没有举债，也是靠了我那时稿费的积蓄，结婚后我还用稿费替妻子买过裘皮大衣。

我的妻子也是我写作赚来的。记得1983年，她工作后脱产进修，遇上了过去是我的老师的人做了她的老师。而且这个人又是她父亲的老师。一天老师和学生闲聊——

老师：“说说你找对象有什么要求吧，看我能不能帮你。”

学生：“一要有学历，二要有一技之长。”

老师：“哎呀，你的意思是那个人闯过了高考关的，这就难啦，过关的不足百分之三罗。”

学生：“是的。”

老师：“一技之长？会喝酒或者擅打麻将的算不算？”

学生：“哎呀，应当含文化味的呀……”

老师：“其他的，比如长相什么的，不需要考虑吧？”

学生：“哎呀，……可以以长补短吧。”

老师：“‘以长补短’？”　那个　老师随手给她一本《福建文学》（1983、1）。

见面后，我只看到她眼镜片后的两个眼球睁得特别大。后来知道应该给眼球配上的声音是“哇”，她太出乎预料，因为她从文章里得到的是持重深沉的感受，加上老师那句“比如长相什么的，不需要考虑吧？”的暗示，以为要见面的小伙子是个不苟言笑，带点土气的书呆子，她的想像是定位于好写作的小老头。而眼前见到的是一个略带病态却眉飞色舞的喇叭裤小胡子……就这样，我成了滚进她竹筒的鸡蛋。

当然我觉得，为稿费而写作，为娶妻而写作，写出来的东西要带市侩味了，所以后来我的工资比较高了后，就很不看重稿费了，如今在我家里至少有十张稿费单，我没有及时取款，当然每张都在20元内的。

我觉得写作是情绪和思想的宣泄，一种自然迸发不吐不快的事，是一种很愉快高尚的事。30岁前，我还做过作家的梦，30岁之后，我无论如何也不去幼稚了。我的偏见是作家多有水泡木耳之嫌，发表文章又都含名人效应之嫌。

当然，我写东西还是希望发表的，倒不全是名利的潜意识，更多是希望有人来共鸣，精神上觅到知己朋友。但是，我的发表欲事实上多备受打击，发的和写的，大概不到十分之一，常常看到那些滥东西频频见于报刊，就气愤，后来想想，在咱们中国关系大于一切的文化背景下，规则就成了游戏。比如用人，用你用他无所谓，发文章，发你发他也无所谓。用错人，发错文章，不至于有误国之罪，即便误国，也误的不是我的国，管他妈妈的，“我喜欢谁，就谁”（阿Q口头禅）。

尽管是打一天网，捕几尾鱼，但我还是乐在其中，因为过程炼就了我的眼睛和耳朵，炼就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还炼就我手中的秃笔和文思。我的好友说我有鲁迅的辛辣，有归有光（明代作家）的“不经意”，有朱自清的细腻。我说语文教师应该会写作，她说：会写的大概十分之一吧，擅写的大概百分之一吧，成风格的大概千分之一吧，成名的大概万分之一吧。这个我自然清楚，是人家对我的鼓励。

但是，近十年来，我已经不那么勤奋了，或者说就不那么多写了。一是我不在乎那几个稿费。二是常常打几天网，也捕不上几尾鱼，积极性受挫。三是学校并不在乎教师出文学作品，倒是看重业务文章，所以我也转移了阵地，在报刊上发一些“务正业”的文章，有时“肉食者”尽管讨厌，但是，还得给我一倍或者两倍的稿费的奖励。四是我自己完毕一篇后常常陷于不自觉的兴奋之中，这让我的失眠雪上加霜。五是相比较而言，我的其他爱好更让我轻松自在，比如和同事打打80分，炒炒地皮；再比如骑车出去钓钓鱼，而由钓鱼又滋生出养蚯蚓等一系列活动。再说了，写作也是一件很苦的差事，如果不是必要，一般人还是能回避则回避的事了。即便好之者，有什么要一吐为快，那过程决不是游戏那样愉快，这就如同女人生孩子一般，得到孩子的欣喜是要十月怀胎的辛苦和一朝分娩的痛苦来换得的。

有了QQ空间后，总觉得会写作的人怎么可以经常盗人家的呢。这样，车子就被启动起来，而一直开到现在。其间也接受别人的经验教训。经验倒是难以进入，比如人家的有声有色，俺因为红绿色盲，特别喜欢黑白片，加上好色的车子速度慢，如同好色的男人会肾衰一样，再加上自己技不如人，所以索性走黑白的路，也似乎觉得清爽；至于声，也是因为速度和技能的问题不能进入了。教训倒是让我注意了几条。一是不要做教育家，处处教训别人，做长者时时指点别人。二是自己能写的不要到网络上复制克隆。三是一篇既不能太长也不要太短，太长了，一般人没有那个耐心；太短了，含量不足，似有男人的“不足”和女人的干瘪之嫌。四是网络文章不同于教科书，毫无趣味“老子一定要看你的东西吗？”，讲究个性化和风格化；像我的东西无声无色，又纯粹是文字本，没有欣赏一段音乐来得轻松，没有享受几片画面来得愉悦，吸引人的眼球要靠朋友情怀，更要靠本身趣味。趣味又有高级和低级之分，而一般人网络浏览，多是低级趣味支配，喜欢看“性”的东西，或是猎奇的东西，又或是实用的东西。所以我特别欣赏我空间的读者。

我自己也越发而不能收，闲了就喜欢写点什么，或者逛人家的园子。渐渐地似乎离不开空间了，只要一上网，就立刻打开空间，先看别人的留言，心里常常美滋滋的，沉浸在快乐之中，以至　于每每　夫人喊我吃饭，我也听不见，最后被痛骂，来个负荆请罪，讨好地振臂高呼“夫人万岁！”“夫人万岁！”“夫人万岁！”——空间真的成了我离不开的“情人”了。

为了让我空间的有个相对固定的栏目，这样《成长的岁月》就成了我的“组团”，另有“散客”游曳其中。《成长的岁月》是我真实的生活，是用文学的笔调写的，是想在自己、社会、历史上做点探讨，并进入到人性和社会性的层面。所以有朋友评论说“文章带有浓厚的社会性和人性的色彩”“是生活的真实，是历史的档案”“ 作为现代的青年，也需要体会一下从前的日子。不看此篇，你会遗憾的”。

在《成长的岁月》每集后都有很多朋友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留言，基本是欣赏的，少有批评的，用三毛的话说“没有批评，就难得进步”，我想是的。但我不强求，能看已好，能评更佳。

在我空间还有那么几位铁杆的兄弟姐妹，他们在我每一篇后都留下了墨宝，让我深受鼓舞，我时时就是觉得要对得起他们，而不敢懒惰。有的朋友每篇必评，且切中肯綮，语言幽默诙谐，让我手舞足蹈，又让我感激涕淋。

如果发表，我将连同朋友们的留言一同发。

其实QQ空间写作，无名无利可图，连博客里哗众取宠的效应也没有，那实在是精神和文化的领域里自我耕种而已。尽管有人说我赢得了很多妹妹的青睐，但是，离开网络，我什么也没有。空间的朋友也不会让我有什么实惠。“西风”（网友，从事拍卖）不会在我经济窘困时乘火车来把我家的旧彩电捧过去替我拍卖3000块，“三毛”（网友，黑龙江省委女干部）不会在我失意时跟江苏省委打招呼调我到扬州市委戴乌纱帽，“空谷幽兰”（网友，管人事档案）不会异省在我的工资档案里让我晋升一级，“蕉窗夜雨”（网友，民族乐器演奏家）也不会在我疲乏时乘飞机赶过来为我抚琴一曲……

但是，这里是我精神家园的一个落脚之处。

一

我生于1956年，在一个农民的家庭。这就意味着，我的幼年有一段难熬的日子。

因为浮夸风，农民把粮食全部上缴了国家，国家又把粮食拿去偿还国际债务。年成的歉收和人为的灾祸，造成我国1959年——1962年的极端困苦，农民又是首当其冲的。那个时代，饿死人是极其常见的。上午到人家埋死人，下午说不准就要埋到自家人了。

饥饿成了严峻的问题。

我们那里，生产队分给劳动力的粮食是每天4两原粮，不是劳动力的，就没有分配。当然开始还是吃食堂。每到开饭的时候，村头的破钟一响，衣衫褴缕的男男女女，拎着盆钵从各家各户走到集体食堂前。门里是几口大缸，炊事人员拿着一个大勺，唱着名姓，接着又唱道：

“一勺，二勺，……”

那是什么粥？全是水啊，一钵粥，只到最后才有两口米。就这样的一钵粥，回到家里，还要分给一家老小。

这种情况下，人吃草就是正常事了。我家是母亲、外婆和我三人，我父亲在外工作。家里劳动力就我母亲一人。母亲的那一份粮食要分给三个人吃。母亲总是把自己粥的最后一口米留给我，外婆眼瞎，总是埋怨母亲虐待她。我那时五岁六岁，正是要吃饭的年纪，一天靠几口米怎么活？于是也跟着吃草。那时候吃草的人太多了，嫩一点，味道好一点的早没有了。我只知道我家吃的草特别难吃，上面有毛，戳嘴。

饿极的人于是吃“观音粉”。我们那里不算远的地方有一坐小丘，叫“观音山”，上面的石头风化成了石粉，白白的微黄，很像面粉。于是村里有人就去四十里外运回石粉当面粉吃。记得我那时只尝了一点点，实在咽不下，就宁可啃树皮，吃毛草。

一天，母亲到家，说：“杀牛了！”我开心死了，队里杀牛，我至少有牛肉汤喝了。于是问：“在哪儿？”母亲诡秘地挪挪嘴：“隔壁。”

我大步出门，老远听到邻居家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在大叫：“妈妈呀……”近前一看，只见那小子伏在他妈妈的一条膝盖上，两条乱动的腿被两个姐姐摁着，他妈妈正用掏耳勺从他屁股里掏粪——他吃观音粉，拉不出屎。

记得前一天，他还和我一同去看人家掏屁股的，他还拍手笑的，今天轮到他掏屁股，发出杀牛的叫声了。

其间，记得一天队里发“黑面包”。什么是黑面包？现在的人是不知道的，用树皮、花生壳、草根打成粉，加上糠麸，发酵后加糖精，蒸成馒，开始还成形，后来就散了。每个劳动力两个。隔壁一个女孩家先分到了，她给了我一口吃，我就催母亲赶紧去领。

屋外排着队，屋里的人开始用秤秤。轮到我们了，那东西放在一口不大的缸里，我看不到，就让母亲抱我看。我的眼直直的，嘴里直流口水。那个分食物的汉子一屁股坐在缸口上，见他两手从前面的裤裆抄下去，就在他弯腰的时候，放了几个响屁，那屁声把屋里屋外的人都引笑了，我们从众人的笑声中接过他搓出来的两个团。我迫不及待地吃起来，甜甜的，味道特别好，我以为人间的美食莫过于此了。

其间，也确喝过一次牛肉汤。是个老汉背着牛肉走村卖的，我家没有买。母亲向人家要了一碗汤给我喝，那是什么味呀！其鲜无比，其味无穷！

一年后知道，那不是什么牛肉汤。那老汉杀了老伴和孙儿，腌了他们的肉，拿出来谎称小牛肉卖。

那几年，农村人口的出生率奇低，能够生孩子的，要么是干部，要么是烧饭的火头军师，要么是对粮食有着什么守护权的。常人不仅是养不起孩子，关键还是做不了那“事情”，“饱暖思淫欲”，生存危机成为第一矛盾时，繁衍已经无从乐趣了，“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男人们除了被逼出工劳动，除了睡觉，除了晒太阳外，就是到处游荡，看看能够找到什么可以吃的。如果路上给他巧遇一只癞蛤蟆，那他眼睛就要发光了。那家伙蹦得不快，即便没有力气，抓它还力能胜任。找一块破碗片，割了头，剥了皮，就一堆干柴，点上火，烤了就吃。是不能带回家的，免得分肥。

男人们可以只顾自己，女人和孩子就更苦了。那一年，我父亲还没有出去工作。母亲徒步到40里外的扬州城里找她的姐姐，想借一点粮食。那年头，城里人日子也不好过，我的姨妈也小气，招待她一个包子，抓两把米，打发我母亲回家。母亲来回80多里，路上，包子也舍不得吃。回家后就把包子和两把米藏在漱嘴杯里，上面盖上毛巾，准备留给她的儿子我来吃。可是，不意被我父亲发现，一阵狂喜。第二天，母亲起早煮了一锅黄黄草，找出一快布，准备把那一点米包起来放进锅里煮时，杯子里已经空空如也，结果，当然是哭声和吵架声。我父亲发迹后若干年常常耿耿于怀这件事，只要一听到“宁可饿竹子，也不能饿笋子”的话，他就立刻闭口不语了。

那时候，偷风也盛，农村流传一句话：“我偷你不偷，饿死怪哪个？”生产队里长的庄稼，半成熟时偷窃就开始了。看守庄稼的人就成了贵人了，“县官不如现管”，他可以叫一家挨饿，也可以叫一家幸福。

有一个多子女的母亲，为填娃子嘴，晚上出去偷蚕豆。那个看守是个光棍。蚕豆是偷回家了，原因就不用说了。几次这样，不知什么作孽，她居然怀上了。那天，她男人死命打她，老远听到她的哭声。男人打累了，气得跑出去，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女人已经吊死在屋里。

那时候，死人是经常的事，有吊死的，有病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老人在前，其次是妇女和儿童。

粮食的金贵不用说了，米，黑市价3块钱一斤（相当于现在500元一斤）。那时候，你只要有米，三五斤米，可以随便换一个你看中的女人回家。

艰难日子的第二年，我母亲找人把我父亲送到福州工作。幸好父亲出外，要不然家里就不止饿死我外婆了，很可能就没有我在这里写文章了。

我还有一个姨表姐，是个孤儿，五保户，那时也经常来我家。她比我大7岁，常常带我出去玩。她每次来，都把队里分给她吃的东西带给我吃，有喂牛的豆饼，有萝卜山芋。我那时真是混帐，吃过东西见没有了，就打她，有几次还把她打哭。

她在我家一年多时间，后来突然不来了。最后终于知道，她把自己卖了，得了5斤米，3斤给了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家，2斤给了我们家（母亲给她5块钱）。以后多年一直杳无音信。

二

在我8岁的那年，多了个弟弟。那时，我还不懂事，逢人就高兴地说：“我家有宝宝了！”岂知这宝宝不是玩物，家里除了母亲外，没有其他人，庄子上也没有亲戚，8岁的男孩就照顾起了母亲的月子。我上学回家，母亲的指令便一道一道地发出。

于是去烧饭。

于是去洗尿布。我用两个指尖拈着巴巴布的一角，就像刷油漆似的一路拖到河边。我在刺骨的寒水中，便来个刷，刷，刷。

于是抱宝宝。受过饥饿，我的体力本来就单薄，抱他很吃力。有一次他睡在我怀里，我想让他伏在我的肩头睡得舒服些，于是举着他的两条小腿，向上送，哪知道，送过了头，鲤鱼跳龙门从我肩头滑出去，我回转身来，他倒栽葱趴在地上哇蛙大哭，头上脸上都是泥。我连忙把他抱起来，哄哄，不久，他居然又睡着了。

最麻烦的事是上学也要带着他。那时，我读小学三四年级。家离学校三四里，每天早上带他出去，中午回家，下午带他出去，晚上带他回家。算起来，一天要走十多里。路上他又多要我抱。好在我那时是学校造反派（红小兵）副司令，我虽然是三四年级，却通吃一、二、三、四、五、六年级。所以，我尽可能地把我同学约在一路走，这样，我可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三，轮到你抱了！”“李四，轮到你抱了！”

有一回，我去迟了，路上就我一个。让他多走走，他不干，我命令他 ：“我是造反派司令，人家都听我的，你也必须听我的！”他不吃我这一套，摊在地上哇哇哭，我火了，于是“文攻武卫”，一个耳光扇过去，他还是哭，于是再加一个，他不哭了。我喘着粗气，由于用力，腹肌收缩，裤子也下滑了，我提提裤子，勒紧腰带。转脸一看，弟弟的鼻子、嘴角都是血。我的火气立刻销遁，忙抱起他，擦干血迹，温柔地告诫他：“不许告诉妈妈，我马上买糖给你吃！”他点点头。

回家的时候，我真的掏一分钱，给他买了一块糖。他非常开心，嘴里咂着糖。过了一时，咯嘣一声，他咬出半块，用脏兮兮的手送向我：“哥哥，吃！”

那时侯上学，老师非常人性化的。我们班上除了我，另外也有几个也带着弟弟或者妹妹上学。老师讲课中，我们常常举起手：“报告老师，我家宝宝要撒尿！”“报告老师，我家宝宝要拉巴巴！”我上课，他则坐在我旁边，或者趴在地上耍，或者在旁边乱写乱画，有时睡着了，我就在教室后面找一张长凳，把他放下，如果有同学缺课，课桌自然是他最好的睡床了。

等到他大一点，我们的身份就变化了，我成了奴隶主，他成了我的奴隶。于是，一道道指令次第向他发出：“去洗碗！”“去扫地！”“去烧饭！”……不听话，我自有办法，因为我毕竟比他大7岁呢，对他动武那自然是场不对称的战争。小小年纪的我就懂得“热炉效应”的管理法则。有时他也调皮，只要我站起身，他就乖乖地去执行命令。

记得他只反抗过一次，那回，趁我不注意，一根实竹打在我头上，血流到我眼睛上，我还没有哭，他已经大哭起来。

弟弟小时候，特调皮，不爱学习，母亲多管不住他。家里时时有人上门来告状。我不在家，他就高兴：“猫儿不在家，老鼠在家翻连叉。”

后来我到他学校任教，做他老师，他终于规矩起来。同事常常怀疑他的考试成绩和竞赛奖次是我泄露答案的结果，天地良心，实在是冤枉。

有件事我想起来常常愧疚，就是我做奴隶主他做奴隶的时候，有一年冬天，他手上的冻疮溃烂得露出骨头，但我还是没有答应让他少做事。

三

    想起了文革期间的批斗会。

批斗的对象是：资、地、富、反、坏、右。

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官的只要有一点问题，就拉出来斗一斗。中国的官，无论大小，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的。至少有“四错”：

一是不适当的威。见到部下拉下一副马脸，你问他好，他用鼻子哼，遇到不顺眼的，臭嘴大开：“你妈妈的，就这样……”

二是过度的权。中国单位，无论大小，只要他是那一把手，他就是那儿的皇帝，他可以叫你愉快，也可以叫你痛苦。

三是多占的财。哪个单位都有财产，这些钱或物，他都有支配权，他多占的，百姓平时不是不知晓，只是“知而不言”罢了。

四是多夺的色。中国官员多为男性，文明社会虽然是一夫一妻，但，男人嘛就如同动物世界里的狮子——老婆越多越好，他们自然多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

在“三头”上他们又最容易犯事：

一是笔头。如果好写文章，好发表言论，这是容易断章取义抓把柄的；好在大部分官没什么文才，这点倒是不用多替他们担心。

二是鸟头。做男人的，桃色事件最引人注目了。

三是口头。权威过足，说话随便，言多必失。

我们那里有一个队长就是“走资派”。批斗会上，那汉子被人“坐飞机”架上了台。头上戴着高帽子，上面画着一条蛇（那高帽子是用破芦席卷成，还是我的杰作呢），胸前挂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派某某”，某某上还划上两条交叉的红线。一块戗牌也由他提上台，上面是《某某的十大罪状》，现在还记得几条：“州官法院某某，贪污腐化某某，反动言论某某……”

接下来，就是揭发批斗。记得一个上台揭发他的反动言论：

“……他当过兵，就教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的是：‘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要求上级每人发一个……’。（原词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地、富，就是地主、富农的成分的人。其实老一代大多作古，所以批斗的多是他们的子弟。

记得我们队里有个中年妇女是富农，第一次在台上批斗还晕倒了。第二次又来人喊斗了。她的儿子操起一把农具，高叫：“妈的BI，哪个敢来押人，老子要他命！”那汉子虎背熊腰，，当门一立，圆睁双眼，手里操的又是猪八戒的兵器十齿钉耙，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几拨人马不得不撤退。

过后，民兵营长带着两个穿假军装的部下把汉子带到了大队部。汉子进屋关起门来，挂上门搭，掏出自带的锁，喀嚓，来了个反锁。俄，举起一把椅子摔地，并从断下的木料中，选出两根哨棒握在手里：

“今天，我不出门，你等休得出门，我不吃饭，你等休得吃饭！”满屋人面面相觑，本来要开涮汉子的行动只好流产。

反，是反革命分子。那个时代，反革命分子特别多。这些人多是对社会不满的，有反动言论的，收听敌台的，写反动标语的等等。产生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还真容易。

记得我的邻村，有一个老私塾先生，颇有点文墨，过年了，一个队里的春联大多由他写。老先生也好表现自己。有时不满足于抄袭现成的。他给自家就拟了一副独创的对联：

上联：爱党爱国爱人民

下联：反帝反修反革命

贴出去后，老先生捻着胡须，颇为踌躇满志。他颇为欣赏自己的对仗工整和深刻含义：“革命”就是革人命，就是武斗，当然要反，中央不就提出“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吗？

除夕晚上，老人家还多喝了几杯。谁料大年初一，大队干部到村里检查“革命化的春节”后，下午就有公安的人来拍照了。老头子正在屋后出恭，回屋正感纳闷：哪来的车子和穿军装的？说时迟，那时快，扑上来几个人，老头子只听到自己关节咯嘣几声小响，一双冰冷的铐子上了他的手，一块“现行反革命”的牌子也挂上了他的脖子。

我也差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还记得我十四五岁那年，一个比我还红，级别也比我高的孩子突然间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们在同一个学习班，第一天，他还上台发言呢，第二天就写了反动标语。公安的人很快就从笔迹中破了案。第三天，他就到大台上接受批斗了。他声泪俱下地诉说反标的书写过程：

“……下午，我蹲厕所的时候，因为无聊，就拿起地上划过的火柴棒，利用那黑炭在水泥地上随便写了‘打倒’二字，准备写‘打倒刘少奇’，没有写完，又拿起另一根，接着准备写‘毛主席万岁’，也只写了‘毛主席’，大便完了就走了。结果写成了反标……”

我那时心想，活该，谁叫你乱写？

偏偏那乱写就轮到我头上了。也是在一个学习班，班里要出一期墙报，头看中我，要我带晚连夜弄好。我那时有两个特长，一是会吹笛子，方圆几十里，少有超过我的；一是办墙报，能写能画，别人是先写后贴，我可以先帖后写。

那墙报的主题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个成年人给我掌灯，我站在高凳上写写画画。深夜终于弄好，我倒床就睡。第二天清晨，我突然被人推醒：“你写反标了！”我一骨碌跳起，来到墙边，明明白白地出现了“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怎么就少了那个关键字？那不是篡改最高指示吗？

我又重拿起笔墨，登上高凳，想着怎么弥补。脑子里有三套方案，一是揭了再写，那就要找人再拿纸，还要煮糨糊，我不想扩大影响；二是在原来上面添加字，看看觉得不行，那样太醒目，版面也不好看；三是改造，我选择了改造。

我将“千万”二字改成了仙人掌的图案，又在句末加了个“吗”和问号，构成了一个反问句：“要忘记阶级斗争吗？”我又仔细检查一遍才离开。

早饭还没顾上吃，我就被喊到“反省室”。我只承认天黑疏忽，坚决不认“罪”，因为我知道，公安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拍照，我态度好是能过关的。他们正好要搞下一个活动，集体背诵《老三篇》，我便立刻背给他们听。嘿，我因祸得福，头居然还让我负责这个活动。

坏，就是坏分子。这个头衔包含的人最多，诸如盗窃的，贪污的，下流的，通奸的（今天的一夜情之类，在那时可是犯罪的哟）等等。

我们大队有个青年妇女，家庭出身不好，犯了通奸罪，每次批斗会都要上大台。两个红卫兵给她“坐飞机”。因为她人漂亮，平时也穿得整洁，一个黑脸大黄牙的造反派的老婆特别嫉妒，每次批斗，她都颠着大屁股抓一把大麻披在坏分子女人的头上（大麻，植物，杆茎皮沤泡后，可得白色纤维；我们那里的风俗，有丧事披戴）。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问大屁股女人：“你从哪儿弄来的，臭烘烘的！”.她咧嘴笑笑：“是的，没有洗干净。”我又说：“你看你身上也臭烘烘的，以后你不要多事了。”自此坏分子女人才少受一个侮辱。

被斗的女人，出奇地镇静，不哭，不闹，不寻死。批斗结束站路边示众时，她就捧着《毛主席语录》在看。有一次，站岗示众的人都走了，我就催她：“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站这？”她向我笑笑。我觉得那女人不简单，因为我母亲说如果斗的是她，早已跳河死了。我们正好同路，路上我们背《毛主席语录》，我背一条，她背一条，结果把半本书背完。

右，就是右派。我们队里来了一个右派，他是县兽医院的，在我邻居家代饭。我们问他怎么被定成右派的，他说，单位领导让大家提意见，他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我服务》，结果就成了右派。他会给猪子阉割，又有碘酒，常常给老百姓做好事，村里的人都喜欢他，批斗会时，他只站在台下，也没有人上去揭发批斗。

四

我读初中的时候，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吃平均粮，一年可以有300斤，当然这300斤是毛粮，即包括山芋、萝卜、玉米、大麦等粗杂粮。这已经不错了，我弟弟吃150斤，我母亲吃劳力粮，按做的工分核准粮，她常年多病，体力也不行，结果也只能吃我弟弟的标准了。

所以我星期天不上学就要到生产队做工，挣工分呀，再有，到大假期，学校也要我们在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劳动表现，要会计打证明盖章，自然做童工是少不了的。

我那时候最喜欢做的工就是放牛。一是这活不算苦，一天还能挣3分工（价值6分4厘钱），二是放牛的时候还可以骑在牛背上看小说。那时候文学书很难见，但同伴，或者比我大些的学长有时会弄到，只要一人有，就能众人看了。

可是我母亲反对我看，这倒不是怕我可能看《少女的心》之类的手抄本会去犯强奸罪，或者担心她的儿子早熟在外面提前给她弄出个孙子什么的，因为我那时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生理上还没有完成该有的建设，她是担心我看书影响做家务事。

就有过一次，我在家做饭，一边烧火，一边看书，是一部小说集，里面有一篇茹志娟的《百合花》，看得特别入神和动情。母亲到家一看，见我锅盖没有盖，饭还没有好，怪不得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不见锅里的粥滚，还以为这次的饭特别眷顾我呢。母亲先是大骂，跟着就抢我手里的书要往锅膛里扔，我情急之下，一口就咬了她的手腕，抢过书拔屁飞奔逃出家门，母亲也转身，操起一把铁叉大骂着追赶我。我知道我犯了忤逆罪，又知道那把铁叉尖端的锋利，要是入我的腰或者腿肚子，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只有拼命地跑。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没留神摔了一交，手碰到了地上瓦片，划出一个大口子，血直流，牙齿也咬破了下嘴唇，也流出血，更严重的是膝盖痛得起不来，我以为我要完了，此时我最担心的倒不是那锋利的叉齿要进入我的身体，而是那本好不容易借来的小说若是被毁了，不知道怎样和同伴交代。好在这时有个庄邻上去挡住了我母亲。我紧攒着书，挣扎着起来，瘸着腿逃了……

放牛就有时间看书了，而且风景独好。

一是自己也做工了，可以不受家长的气，还可以少做家务事。

二是可以骑在牛背上，不用多走路，又可以看书，很惬意。

小伙伴都很坏，他们知道水牛可以骑，黄牛不能骑，水牛嘴泼，什么草都肯吃，黄牛嘴刁，选草吃，不容易放饱，所以他们或者由家长出面或者自己拿个山芋萝卜什么的贿赂饲养员，结果水牛包给了他们，黄牛轮给了我。

他们还骑在牛背上向我炫耀，我不服气，也要骑那黄牛。那畜生不听话，我就用树枝抽它，跟它来硬的，终于骑上了它，谁知它又扬起头要立起上身摔了我，我就给它挠痒，跟它来软的。最后我也舒舒服服地骑上了牛背。

早晨，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上路，七八条牛一起走，我们一个个骑在牛背上，昂头挺胸，随着牛腿的迈步，我们的身体也一起一伏，甚感威武，好象自己不是去从事放牛这低级的勾当，而是去执行某个重要的使命，腚下骑的也不是普通的牛，而是战马。

远近村子里炊烟袅袅，习习微风送来草木、庄稼的清香气息。经过夜露滋润的树木也特别精神，叶上的露珠晶莹透剔，树上的鸟儿唧唧喳喳向我们说着它们的故事。

我最喜欢在牛背上看书，书看完了就吹笛子。我最喜欢吹的是《杨柳青》和《孟姜女》，一曲生机盎然，清新活泼；一曲如泣如诉，缠绵幽怨。我的伙伴甚是佩服，有点会的和不会的都要和我学。

后来大队文娱宣传队看上了我，有节目就让我上台，没有节目就让我吹笛子。

记得那时我们经常排样板戏，我在《红灯记》中扮演叛徒“王连举”，在《沙家浜》中既演正面角儿“沙四龙”，又串演反面角儿“刁小三”。我最喜欢刁小三的那句台词（面对街上姑娘）：

“什么，抢东西？老子还要抢你人呢！”

每当演到这里，台下一片笑声。所以，以后演到这里时，我就更卖力——斜着眼，大声地，阴阳怪气地叫道：

“什么，抢东西？老子还要抢你人呢！”

虽然到文娱队一天还拿了4分工，但是，我还是喜欢放牛的自在。

放牛，不光是可以骑牛，可以在牛背上看小说，可以在牛背上吹笛子，更重要的是在外面能有所“发现”，有所“获得”或者有所“享受”。

发现一，可以知道哪里晚上放露天电影。那时农村里放露天电影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如果露天电影是放在自己的村子里，那全村男女老少要激动一天，有的人家还带亲戚来看电影。傍晚，队里也会早早地放工，家家户户会早早地吃了晚饭，孩子们会早早地扛着大凳来到队场上，先占个好位子。不过，在自己村子里放电影的机会太少了，一年难得一趟，所以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外面的电影消息。出去放牛，就容易了解到那好消息了。

晚饭后，我们几个人或者还有大人，就徒步前往了。有时要走七八里路，来回就十多里了，大家一点也不觉苦，只有兴奋高兴。到场的时候，常常人家已经放起来了，来得及还可以看到片前的“假演”——《新闻简报》，来不及的时候，那正片已经上映了。我们同去的伙伴每人口袋里还准备一大把楝树果子，那是在看电影换片过程中打乱仗时用的。中途换片的时候，常常有草把或者楝树果打在我们头上，我们也不客气地掏出口袋里的“子弹”回敬他人。

那个时候的电影片子很有特点，我们概括为：中国的是新闻简报，越南的是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闹闹。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战争片。我们也学到了不少电影里的语言：“你的良民大大的”“八格呀路，你的死了死了的”“悄悄地，打枪的不要”“共军太狡猾”……

此外，我自己还特别喜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和《红灯记》中的“铁梅”，觉得她们特别漂亮，潜意识里有“花姑娘的干活”的肮脏念头，就想将来找她们做老婆。当然这个念头是不能告诉别人的，念头的存在也不算太厉害，因为我那时还没有进入青春期。

发现二，就是哪条水沟里有田螺，哪条河里河蚌多，好弄的当时就弄，不好弄的就下回弄。

有一回，我们看到一条小河沟里水浅了，里面好象有鱼游动，我们几个便脱光了衣服下去捉鱼。捉到的虾子，我们当时就生吃了，因为我们听说生吃虾子善游泳。我们也捉到了一些鱼。最后大家提议，找一些干柴点火烤了鱼吃。于是我们架起柴，烤起鱼来。我们六七个小伙子全光着身子。我们一边烤鱼，一边打闹，看到一个比我们大一两岁的伙伴已经发育了，我们就揪他鼓起的小乳房，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捏那里是很疼的。

吃完了，我们就打架摔交。他们看我个头小，有个高个子又比我大两岁的伙伴看上我，要和我摔。于是我站起来迎上去，我们互相弓着腰，揪着膀子。他以为摔我很容易，摔了几回，我只是跟着移动了几个弧形圈子，没有倒。他又抬腿钩我的脚绊，我趁他抬腿，瞅准机会对着那腿猛地一扫，上边的手再用力一搡，终于先把他给掼倒了。伙伴们在旁边为我鼓掌。我虽然喘着粗气，但硬装出轻松，问他要不要来第二次。哪知道他气急脸红，站起来就和我缠上了。我依然后法治人，又把他给摔倒了。他又要来第三次，我立刻蹲下，告诉大家要拉巴巴，其实我已经两眼发黑，体力不支。他们见状，怕闻臭味，只得离开。

发现三，看看哪里长西红柿、香瓜、西瓜的，好下手的就干，不好下手的，选一个月黑天高的晚上采取行动。

有一回，我们就在一片西瓜地旁边放牛，那西瓜太诱人，平时我们一年也难得吃一回西瓜，看到那地上吃扔的瓜皮，我们几乎要流口水。可是长瓜的是一个外地的侉子，人很凶。有个孩子傍晚偷瓜被他捉住，被绑在木柱上喂了好几个小时的蚊子。在我们说话没有注意的当儿，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发现我们中的一个伙伴偷了瓜。他打了同伴两嘴巴后又把他绑在了瓜棚的木柱上。我们上前说了很多好话，他也不理，说要他的家长带钱来赎人。

离开瓜棚后，我想出了一条营救同伴的计策。一会儿后，我和另外一个伙伴走到他的瓜棚前大声地问他：

“大人偷瓜，你不敢抓，你欺负我们伢儿！”

他问我们哪个大人偷瓜了，我们奴奴嘴告诉他说南头那个铲草的妇女的草篮里好象有瓜。我和他理论，我的另外一个伙伴就给绑在木柱上的人解松绳子。我们一起走向南头，侉子到那妇女面前像虎一样突然上去掀了草篮。那妇女也是地方上一个很凶的人，我们就在旁边看龙虎斗。

侉子没有在草篮里看见瓜。那妇女明白怎么回事后，上去就攉了那男人两个耳光，妇女揪着男人，男人指着我们大骂，我们在离得不远的地方笑弯了腰。过半天，他们终于散了。一会儿那侉子又来找我们了。问我们把偷瓜的小子藏到了哪儿。

我说：“我们一共六个人，六条牛，一个被你绑了，我们还为他带放牛，剩下五个人，你一直看到。你是不是把他推到旁边的河里淹死了？他可不会洗澡（游泳）的。”

我知道我的伙伴游泳过河逃跑了，故意吓唬他。那侉子的态度明显软了下来。求我们派人到他家看看。

我又说：“我们又渴又饿，没力气。”我又吓唬他：“他爸爸可凶呢，他家里有这么长一把刀，”我伸长膀臂比试着，“他爸爸和人打架常常要拿刀砍人！”

侉子立刻把同伴偷的那个西瓜送给我们，让我们两个回家找人。我们在半路上看到庄上一个光棍在叉鱼，就对他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

那光棍本来就一脸横肉，手里又提着锋利的鱼叉，见到侉子就大骂：“日你妈妈的B，老子脱裤子赔你瓜，你还我伢子！”

纠缠了半天，最后侉子摘了三个大西瓜给我们，要我们好好找找，他也不要赔了。回家后，我们给了光棍一个瓜，其余的我们分了。

五

我少年的时候，娱乐的东西真是太少了，伙伴们之间常玩的多是带赌的游戏。

第一种是“掀纸角”。把纸叠成四方形的角子，我把你的掀翻了，你的就归我了。因此那时大便后用纸擦屁股属于极其奢侈的了，往往找来麻叶子替换下那草纸，让它发挥更高的价值。当然，在野外，更省事了，随便揪一把草，或者捡起地上半块瓦片砖疙瘩，在那部位一擦了事，身上的纸角是万动不得的。

这种赌，我玩得一般，因为我臂膀上力气不大，伙伴们力气大的就用力气，像我们这样力气小的就作弊。我就穿起大人的大褂子，用那长袖子在地上一扫，嘿，效果还不错，每每有所得，我把那些用香烟纸叠的，用国民党法币叠的角子收藏起来，把那些烂草纸叠的作为赌资，继续完成它的使命。

我这样做了后，其他人也跟着效仿了，于是我又在纸角子里面填入沙子，以增加质量，当然不久其他人也效仿了。

第二种是“打老爷下跪”。是用半块小方砖玩的游戏，隔一定距离，把对方立着的砖打倒了就算赢。输家被刮鼻子或者下跪。当然这个游戏也有一道道越来越难的闯关，比如砖放在头顶上的叫“卖烧饼”，砖放在脊背上的叫“驮背背”，最难的是把砖夹在裤裆里的叫“养伢子”。有一次，我的运气特别好，一路闯关斩将，到最后“养伢子”了，旁边伙伴施放干扰，一起大叫道：“破肚子，拽肠子，养个死伢子……”我憋不住笑，在小步移动中，终因一笑，砖头由裤裆下滑到了膝盖，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腹肌的收缩压出了大肠里面的稀物，因为之前我偷吃了大把黄豆，这东西是极容易放屁拉稀的。但是我还是忍着，把最后一道关给闯了。我赢了，也不罚他们下跪和刮鼻子，让他们跟我到河边，帮助我洗裤子……

第三种是“革江”。地上划出一道道的格子，要单腿或双腿不踩线跃过。这是女孩儿们喜欢玩的，我们也玩。输赢也是刮鼻子。

第四种就是直接赌钱了。我也参加，记得那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压岁钱，就拿出来玩。我一生好运都给了我的少年，那时我是年年赢钱，最多的一年能赢5角钱。

除了玩这些赌的游戏之外，我们也有其他的玩法。主要的有：

一是扎风筝放风筝。我们把破了不穿的袜子的线头抽出来，捻成风筝线；找来芦柴棒，找来旧报纸，糊成风筝；再用稻草给它接成尾巴；还找在粪坑里沤过的瓜藤，做成在天上会响的哨弓。

放风筝的时候，我们一起互相协助放，看谁的放得高，看谁的哨音响。冬季的四野一片旷阔，太阳挂在天上，暖洋洋的，大风呼呼地叫着，我们在麦地里来回奔跑，大呼小叫，放上去的，说话声音特别高，他俨然成了众人的指导老师，大家就听他的：

“放线！放线！”

“快，尾巴上接草！”

“快跑呀，拉着线跑！”

“眼睛看着风筝跑！”

有时飞在天上的风筝线断了，我们往往要追一两里路。放上去的风筝，我们把它拖到家门前，把底线扣在门前的树上。然后我们回屋端出火盆，来烤冻得发紫的手，手暖和了就找周围树上的枯扁豆，爬上树，摘下，然后回屋放在火盆里炸了吃，三四颗头围着火盆，一听“砰”地一声，等不及的就直接火中取豆，放进嘴里还听到“嗤”的声音。

二是小制作。我们常常用黏土制作成手枪、电话等玩具，成形了就放在锅塘里烤，烤完了，再染上墨，样子很像真的。我制作的电话机最好，常常用这个和别人换其他东西。我还会制作二胡。打一条大蛇，剥了皮，皮放在酒里浸泡后蒙在竹筒上。再锯棵小树做杆。钻上洞，插牢。用拆开的塑料绳做拉弓上的马尾。配上弦，滴上松香，就可以用了。

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进了腊月门，年的脚步也快了，我们的心情也开始兴奋了。一是不断有吃的好消息出现；二是放假了，有得玩了；三是过年了，有新衣服穿了。

先是腊八，有腊八粥吃。腊八粥，粥里要有八样东西。我家里就马虎了，母亲居然这样糊弄我们八样：水、米、菜、盐、油、萝卜、山芋、蚕豆。有时候，我就到伙伴的家里去吃，人家的粥才好吃呢，我都把肚子吃得滚圆，腰不能弯。

到腊月二十四，“送灶”，我们又有糯米饭吃。因为要用糯米饭敬灶王爷，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香点上后，头磕过了，灶王爷的旧像化了，上天了，蜡烛熄了，下面就轮到咱享受了。这一顿我们孩子往往会吃伤，第二天，我多嗳气，嗳出的是伤饱酸味。

接着还有年前的磨豆腐和蒸馒，那也是能饱肚子和享受的日子。

当然吃得最好的还是除夕和过年的那几天。一是主食吃得好，有米饭吃，还有肉吃。我母亲一般买一块钱肉，大概有一斤四两，然后放上一锅麻萝卜红烧。烧好了，母亲把大部分好肉另装一碗，收起来，待年后招待客人——她有三四个干儿子干女儿。

（母亲有两个干女儿，她们都比我大三四岁。她们的家庭条件都不怎么好，庄上的一个经常来我家。她们又多懒，在我家基本不做什么事，我根本就得不到什么“姐姐的温暖”。我常常在夜里醒来，突然发现多出了两条白腿，就知道有母亲的干女儿来过夜了。那时，我也十四五岁了，很不自在，憋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过年的5天，基本是吃熟食，有饭有菜。此外，我们还有闲食吃，炒蚕豆，爆米花，小精果（面食）。年初一，到人家拜年，还能得到糖块、一两个花生等。我到人家，还要受点优惠。因为不少人家的春联是我写的。

记得年前，我一放寒假，村子里就有不少人家，把红纸拿我家，请我写春联。有的人家春联多的，索性把我叫过去带晚写。还有人家要我去帮助美化布置。他们大多留我吃饭，我在这些人家里，常常能吃到猪头肉。

那时，孩子们往往在过年期间都要吃伤，同伴在一起时，老是不断闻到别人暧出的伤饱酸浆味。

过年前后，玩得也舒服。队里也不上工，家务也主要由大人做，孩子们只是帮帮，我们那时也没有什么寒假作业，玩的时间自然多些。但是也常常玩出“祸”来。过年的忌讳很多，磨豆腐、蒸馒、送灶等都要图吉利，小孩子不能乱说话，而我们这时候又偏偏喜欢多说话。

记得我家有一年做豆腐时，我说了一句：“嘿，那豆腐划得太小了。”因为出现了一个“小”字，母亲认为不吉利，把我臭骂了一顿，我气得一顿饭没有吃，两天没有说话。我的几个同伴每到过年前都有不幸的遭遇，说两件事情听听：

一个同伴玩了后，回家拿了刚刚出笼的馒吃，他脱口说了一句：“哎呀，烫死了！”他的爸爸一个耳光打过去，把他咬的馒打落在地上，把他嘴里打出血，牙也打活了，耳朵还闭气了几天；这还不算，他的妈妈还让他跪了半天，又用烧火的树条抽了他半天。那伙伴告诉我说：“当时真想寻死，一死了之。”我只好劝他：“算了，为了有几天好的吃，忍忍吧。”

一个同伴玩得回家迟了点，就被大骂了一顿。吃饭时，他把嚼到的砂子吐出来，带出了饭米，刚好被他吃完饭生气的爸爸看到。他的爸爸一手揪起他的耳朵，大骂：“畜生！”一手攉他的耳光，他的妈妈在一旁喊道：“打得好！有钱没钱，收拾过年！”我以为“收拾过年”的意思是把衣服洗洗干净，把家里收拾干净，哪知道大人们居然这样理解！

其实大人们骂孩子，打孩子，本身就犯忌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再说，俺不说那“小”字，俺在同龄人中还不是个儿小？

当然，年初一这天，家长是不骂和不打孩子的。有的孩子可以说被一年骂到头，一年打到头，仅仅是年初一不被骂不挨打。但还是父母做了相当的克制，因为他们的父母即便是年初一，也时不时地对孩子睁圆了眼睛。

孩子们还是玩得舒服，几个伙伴可以串串门，放放风筝，玩玩游戏，初一早上可以跟在大人后面，或者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挨家挨户跑，到一家门口，就一齐高喊：“拜年啦！”然后等着主人拿好吃的东西给我们，袋子是张着的，时刻准备着。初一一个早上跑下来，我衣服的袋子就满满的了，够我享受好几天呢。

过年，我们还有新衣服、新鞋穿，这可是一年到头等到的一件新衣服啊。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那过年的气氛，最让怀念。

年前，我就会看到在我家门前的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或者篮子里装的是从供销点买回的计划供应的香烟、糖、精果、桃酥等；或者是自行车龙头上挂着肉，后架上绑着披披挂挂的蔬菜；或者挑着豆腐、扛着柴火的；或者抬着蒸笼、背着面袋的……

除夕这天，有时天上飞舞下梅花似的白雪，周围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树上不时的有歇脚的鸟儿发出啾啾的叫声。路上行人走过，留下深深的几行脚印，雪地里也发出瑟瑟的声音。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着青烟，袅袅升起。窗户里时不时地窜出阵阵热汽，散发出菜肴的香味。晚上，香案上蜡烛发出跳跳的火光，香炉里点点香头升腾起袅袅烟雾。一家人围桌而坐，桌上满是佳肴，桌旁的煤炉上炖着荤汤，汤锅里腾着热气。外面不时响起阵阵爆竹，空气里散发出火药的幽香。

初一上午，走进村子，一片干干净净，每家农户的里外点着石灰“元宝”墩，外面的空地上还用石灰描画出农具、粮屯、元宝等祈求吉祥的图案。门户上是鲜红的春联，门楣上飘着“挂落”（剪纸艺术品），在微风中哗哗地响着。男女老少都穿着或干净或新的衣裳，有模有样，见面了都拱手：“恭喜！恭喜！”到处一派祥和的气氛。

六

我在大队文娱队吹笛子演戏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同龄的女孩，她们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一个外村的对我特别好，不集中的时候，她就过来邀我一起铲猪草。那时候，我并不喜欢和女孩在一起，但她家庭条件比我好，她每次来，都给我吃的东西，一颗煮鸡蛋，几个杏子等等，我也就让步了。后来我不愿意我们两个人出去，就多邀几个一块出去。他们铲的草都比我多，不过，回家的时候，我的篮子会和他们一样满，因为有几个女孩对我“友情相赠”。

有时候，我在大家篮里草都很满的时候，就设计赌博的游戏。给每个人挖一个小坑，里面放各人的草，然后像打台球那样，在老远的地方向那坑里扔瓦片，谁扔中了，草就归谁。游戏是我设计的，我当然制定对我有利的规则。大家玩得开心，最后的赢家当然是我了，那些女孩输了草也无所谓，大不了再花点时间。所以和她们一起，我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这时候也就不太计较男女性别了。

我少年的时候，头脑里有浓厚的封建意识，认为男女授受不清。其实这倒不是孔子教给我的，因为我那时压根儿还不知道这位老人家，更没有接受到他的理论，只是那时候的风气就那样，再加上我个性的腼腆，特别是在学校里。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个感觉，就是你越是不喜欢的，它越是会出现，所谓“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我个儿小，班上男生之和又是奇数，结果老师做工作，让我和女生同桌，而且同坐一张板凳。那年我14岁。为了防止同伴们嘲笑，我和他们约好，“谁笑我，我就日他的妈妈”。

我们虽然同坐，但互相不讲话。但她经常不自觉地侵犯到我的“领地”，于是三天后我就当她的面，用铅笔、直尺分别在桌子和凳子上量出距离折其半，划出一条“楚河汉界”。划了后，她稍微收敛了些。

可是不几天，她又不自觉了。于是我花一分钱买来三支粉笔，划出标记，一来粉笔的笔迹醒目，二来，我的小性儿是：你侵犯了，就让你沾上脏粉笔灰。反正我有三支粉笔，够划的呢。

同伴们虽然不敢公开笑我，但是，看他们的眼神，还是有取笑的意思，但他们并没有公开喊叫，这样，他们既保护了自己的“妈妈”，又能随性搞出点乐趣来，让我没办法。

有一次，下课后，那女生站在走廊上晒太阳，我去WC经过那里时，几个男生突然推了我一把，我没有站稳，倒在了那女生身上，那女生也倒下了，头撞上了木柱，我听到“冬”的一声，挺响的。当时我下意识地过去要扶她，突然清醒后立刻改变方向，追骂那几个家伙。

她回到了座位上，伏在那哭。坐的，伏的，早已超出了界限，要是以往，我早发出咳嗽的警告音了，可现在我做不出了。我见她哭得厉害，马上又要上课，我也不希望老师知道，因为那些肇事者也是我的好友。我脱口而出：“不要哭了，对不起！”她终于止住哭说：“是你，要不我跑了。”这是我们同坐了一学期以来的唯一的一次说话。她的那句“是你，要不我跑了”的话，我当时的理解是她怪罪我，直到我中年偶然遇见她，才知道真实的意思，她是不愿我跌得重才没有跑开。

以后，我因为有愧疚，所以也就不介意她的越界了，那三支粉笔，半支也没有用到，到底有点可惜。

学期结束的最后一天，我在桌抽里意外发现一颗牛奶糖，闻过她嘴上的香味，知道是她给我的，我悄悄地藏起。

七

我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应当是我高中毕业的1975年。那年正赶上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上下一片苦干掀起高潮。

6月毕业回家后，我就被当成了劳力使用了。队里定我每月出勤28天，多出一天，就奖励一天工分，少出一天，就罚一天工分，病假一天，罚半天工分。我母亲基本是常年多病，她定每月25天，她大概最多能做20天，所以她每月要被罚很多工分，做到的工分有限。所以她要经常把家里有限的好东西拿出去孝敬生产队队长。

记得我那年做的第一件事是“撂灰”，就是把生产队猪圈里的肥料通过墙上的一个小口撂出来。我借了铁齿灰叉就去了。

谁知这活里还有诀窍，其他人早在我前边去了。他们选了里面坑浅的，这样，撂起来就少费力；他们又选了里面干燥的，这样，人在里面劳动舒服些，而且出的肥料堆头大，拿的工分也多。他们还坏，在几个好的猪圈各撂几下灰，就是告诉我：这领地俺占了！我当然不知道这些，怪不得他们抢在我前边到，见到我还笑嘻嘻。

我朝墙洞里看了看，留给我的猪圈里一是里面坑深，二是里面潮湿有水，三是臭味特别大。我虽然体力单薄，但我那年20岁，即便体重才九十多斤，但我正值青春，精力旺盛，而且有爆发力。我还想毕业回家有个好表现，好在三年后被推荐上大学呢。我默念一遍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毫无畏惧地脱了鞋，学他们赤脚进去干。开始，我还不明白，干了一会终于悟出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光脚倒不怕猪粪脏，但泥灰里有玻璃、瓦片，伤了脚不就“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了？

我立刻回家穿上5块钱新买的靴子，继续干活。我也终于完成了一个猪圈，有一方多土堆，上面黑黑的淌着臭水。出来休息的时候，我看别人挺轻松的，可我只穿了一个小裤叉，浑身是汗，还眼睛发黑。

撂第二个猪圈的时候，我一灰叉下去，一个叉齿竟从脚上的靴子上穿过进入土层，拔出灰叉，巧了，居然是从我脚的两个趾头间穿过，擦了一块皮，出血了，我也不在乎，只是可惜那只新胶鞋。

一个下午我和其他人一样完成了两个猪圈的撂灰。数量也不比他们少。最后我提议请他们两个到附近的小镇上洗澡，还可以看一场电影。我也想了，我刚刚参加劳动，还需要他们以后多照顾点，洗澡8分钱，电影票3分钱，我为他们两人花2角2分钱，可以收买两个人心呢。他们跟我去了，看了电影，很高兴。

几天之后，想不到我的脚感染了。正好我们队里养猪的饲养员犯贪污罪，还有一个光棍犯强奸罪被大队抓起来，要一个审讯记录员，他们知道我有文才，就让我担任了。我们队里还安排了一个看守和我一起去。

民兵营长负责审讯。我在里面蹲了10天，拿社员的平均工分。也知道审讯人的过程和方法了。你交代了，他们还是永远不满足，像榨油那样，总想榨完最后一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一滴，就用折磨的方法。

一是晚上不让你睡觉，我也跟着少睡了不少觉，不过，他们不讲话的时候或者“用刑”的时候，我可以打个盹。

二是大热天的，把人关在小房子里，还让老看守拎来几个煤炭炉子，也不给水喝，只等你敲门喊招供。我偷偷地给他们送过水。后来他们回到队里劳动的时候特别照顾我。

十天后，我又回到了队里，说挑粪就挑粪，说挖墒就挖墒，说抬土就抬土，反正白天做，晚上也做。

开始做的那几天，特别难受，浑身疼，肩膀红肿，腿又酸又痛。过了若干天后才好点。做了苦工，还没有什么好的吃，有时，一天三顿喝糁子（大麦粉）粥。那时也特别能吃，一顿能吃一斤米糙米饭，还要吃一条烤山芋。我高中学化学知道盐的析出，还理解不深，干活的时候，自己的背上也结了一层盐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