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区2007年语文高考复习方案第一专题

一、 读书：智慧人永恒的话题

书籍记载了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果与智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很难设想，如果没有书籍，世界将会怎么样？

古往今来，多少人用最华美的语言、最虔诚的感情礼赞书籍，那么，对于智慧人最高尚的精神活动——读书，你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范文品读】

1、书与人的随想

梁衡

在所有关于书的格言中，我最喜欢赫尔岑的这句话：“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但书却留存下去。”

人类社会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我们常将它们比作历史长河，而每个人都是其中搭行一段的乘客。每当我们上船之时，前人就将他们的一切发现和创造，浓缩在书本中，作为欢迎我们的礼物，同时也是交班的嘱托。由于有了这根接力魔棒，所以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某一学科积几千年而有的成果，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其掌握，而腾出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新的创造。书籍是我们视接千载，心通四海的桥梁，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要拿到的通行证。历史愈久，文明积累愈多，人和书的关系就愈紧密相连。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新世界，比如海洋、太空、微生物等等。凡新世界都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但真正大的世界是书籍，它是平行于物质世界的另一个精神世界。有位养生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健康是幸福，无病最自由。”这是讲作为物质的人。正常人刚生下来没有任何疾病，一张白纸，生机盎然，傲对来世。以后风寒相侵，细菌感染，七情六欲，就灾病渐起，有一种病就减少一分活动的自由。作为精神的人正好与此相反。他刚一降生时，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迷蒙蒙，怯生生，茫然对来世。于是就识字读书，读一本书就获得一份自由，读的书越多，获得的自由度就越大。所以一个学者到了晚年，哪怕他是疾病缠身，身体的自由度已极小极小，精神的自由度却可达到最大最大，甚至在去世之后他所创造的精神世界仍然存在。哥白尼一生研究日心说，备受教会迫害，到晚年困顿于城堡中，双目失明，举步维艰，但他终于完成了划时代巨著《天体运行》。到去世前一刻，他摸了摸这本刚出版的新书欣然离开了入世。这时他在天文世界里已获得了最大自由，而且还使后人也不断分享他的自由。

中国古代有人之初性恶性善之争。我却说，人之初性本愚，只是后来靠读书才解疑释惑，慢慢开启智慧。凡书籍所记录、所研究的范围，所涉及的东西，他都可以到达，都可以拥有。不读书的人无法理解读书人的幸福，就像足不出户者无法理解环球旅行者或者登月人的心情。既然书总结了人类的一切财富，总结了做人的经验，那么读书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知识、才能、气质。当然读书之后还要实践，但这里又用到了高尔基的那句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如果你脚下不踏一梯，你的实践又能走出多远呢？那就只像一只不停刨洞的土拨鼠，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吃穿二字。你可以自得其乐，但实际上已比别人少享受了半个世界。一个人只有当他借助书籍进入精神世界，洞察万物时，他才算跳出现实的局限，才有了时代和历史的意义。

古语言：读书知理。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掌握了世界。所以读书人最勇敢，常一介书生敢当天下。像毛泽东当年不就是以一青年知识分子而独上井冈，面对腥风血雨坚信能再造一个新中国，他懂得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个理。像马寅初那样，敢以一朽老翁面对汹汹批判，而坚持到胜利。他懂得人口科学这个理。他知道即使身不在而理亦存，其身早已置之度外。读书又给人最大的智慧。爱因斯坦在伽利略、牛顿之书的基础上，发现相对论，物理世界一下子进入一个新纪元。马克思穷读了他之前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一下子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他们掌握了事物之理，看世界就如庖丁观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是常人之所难及。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读书造人。你要成为某方面有用的人，就得攻读某方面的书，你要有发现和创造就得先读过前人积累的书。毛泽东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以总结，历史也就真的产生了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巨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族的甚至世界的伟人，必定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书最多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历史长河中的旅人，上船时既得到过前人以书的赠礼，就该想到也要为下班乘客留一点东西。如果说读书是一个人有没有求知心的标志，那么写作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创造力和责任感的标志。读书是吸收，是继承；写作是创造，是超越。当一个人读懂了世界，吸足了知识，并经过了实践的发展之后才可能写出属于他自己而又对世界有用的东西，这就叫贡献。这样他才真正完成了继承与超越的交替，才算尽到历史的责任。

写作是检验一个人的学识才智的最简单方法，写书不是抄书，你得把前人之书揉进自己的实践，得出新的思想，如鲁迅之谓吃进草，挤出牛奶。这是一种创造，如同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要智慧和勇气。小智勇小文章、大智勇大文章。唐太宗称以铜为镜、以史为镜、以人为镜，其实文章也是一面大镜子，验之于作者可知驽骏。古往今来，凡其人庸庸，其言云云，其政平平者，必无文章。古人云立德立言，人必得有新言汇入历史长河而后才得历史的承认。无论马、恩、毛、邓，还是李、杜、韩、柳，功在当世之德，更在传世之文，他们有思想的大发现大发明。我们不妨把每个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文章或著作算作他搭乘历史之舟的船票，既然顶了读书人的名，最好就不要做逃票人。这船票自然也轻重不同，含金量不等，像《资本论》或者《红楼梦》，那是怎样一张沉甸甸的票据啊。书的分量，其实也是人的分量。

不读书愚而可哀；只读书迁而可惜；读而后有作，作而出新，是大智慧。

[阅读提示]

梁衡的散文有嚼头。本文虽冠以“随想”，实则处处警句，反映出作者丰厚的积累和深邃的思想，值得我们细细的咀嚼和品味。如：作者开头为什么要引用赫尔岑的话，作者认为“真正大的世界是书籍”，的理由是什么，作者列举了毛泽东、马寅初、爱因斯坦、马克思等伟人的例子，为了说明什么问题？

2．书海茫茫

余秋雨

像真的海一样，我们既赞美它，又害怕它。远远地看，大海澄碧湛蓝，云蒸霞蔚，但一旦跳入其间，你立即成为芥末，沉浮于汹涌混沌之中。如何泅得出来？

到图书馆、书店走走，到街头的报刊亭看看，每次都感到纸页文字对生命的一种威逼。几年前还在热心地讨论“读书有没有禁区”的问题，我是主张对文化人不应有禁区的，但现在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无奈：必须自设禁区，否则将是时间的泻漏、生命的破碎，从一生的孜孜不倦走向一生的无所作为。

在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被印刷过的白纸黑字曾经是令人仰望的符咒，因此，读书很可能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不管什么时候，在写字桌前坐下，扭亮台灯，翻开书本，似乎都在营造斯文，逼近神圣。这种误会，制造了无以数计抛掷生命的游戏，而自己和旁人还十分安慰。

为此，一些真正把书读通了的人总是反对“开卷有益”的说法，主张由学者们给社会开出一些大大小小的书目，以防在阅读领域里价值系统的迷乱。我赞成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带有常规启蒙性质，主要适合正在求学的年轻人。对于中年人来说，生命已经自立，阅读也就成了自身与阅读对象的一种“能量交换”，选择的重任主要是靠自己来完成了。因此，自设禁区，其实是成熟的表现。感觉极好的文章少读，感觉不对的文章不读，这是我的基本原则。感觉极好，为什么要少读呢？因为感觉极好是很不容易的事，一旦找到，就要细细体会，反复咀嚼，不容自我干扰。这就像我看电影，突然遇上一部好片，看完后绝对不会紧接着看另外一部，而会一个人走在江边，走在小路，沉湎很久。我即便知道其他几部片子并不比这一部差，也舍不得一块儿奢侈地吞噬。交朋友也是这样，天下值得交往的好人多得很，岂能都成为往来熟络的密友？推心置腹的有几个，也就够了。到处拍肩膀搂脖子，累死累活，结果一个也没有深交，一个也对不起。阅读和交友差不多，贪心不得。

感觉不对的文章不读，这一点听起来不难理解，事实上不易做到，因为我们在阅读时常常处于一种失落自我的被动态势，很少打开感觉选择的雷达。其实，即便是公认的世界名著，年轻时老师都是说必须读只能遵循，到了中年发觉与自己的感觉系统不对位就有权利拒读。人家好端端一本书，你也是好端端一个人，没有缘分就应该轻松地擦肩而过，如果明明别扭还要使劲儿缠在一起难受半天，多不好。

我所说的“感觉不对”，主要是指一些让我们感到某种不舒服的文章，或者做作，或者伪饰，或者炫耀，或者老滑，或者跋扈，或者酸涩，或者嫉妒，那就更要避开。如果我们误会它们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解除误会。避开了，误会也就不成其为误会。也许我们会出于某种传统的责任感对这种文章予以批评，但这种责任感往往是以否定多元合理为前提的。人有多种活法，活着的文明等级也不相同，住在五层楼上的人完全不必去批评三层楼的低下，何况你是否在五层楼还缺少科学论证。也有极少数文章让我们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邪恶和阴毒，才读几句就像吃了一个苍蝇，最好的办法也是赶快推开。

有些朋友不理解：雪白的纸，乌黑的字，怎么能印出一篇篇这样的文字来呢？这是一种好心肠的痛苦，但不客气地说，这种痛苦产生于文化禁锢下的习惯和文化暖房里的梦幻。生活格局的开放，书报市场的开拓，使各色社会情绪有了宣泄的机会和场所，从总体看来不是坏事。例如嫉妒，既然有一批人成功了，难道那些暂时末成功的人连嫉妒一下都不可以？雨果说，一片树叶受到阳光照耀，它的背面一定是阴影，阳光越亮，阴影越深。树叶尚且如此，何况是人。白纸黑字不会只反射阳光，它们也传导阴影。把阳光和阴影加在一起，才是一个立体的社会。因此，不仅要允许嫉妒，也要允许做作，允许伪饰，允许炫耀，允许老滑，允许跋扈，允许酸涩，当然，也要允许你的不舒服，允许你的不理睬。从事事关注、事事难容，转变为关注不多、容忍很多，这应该是我们社会观众的一大进步。

以文字犯案，当不在容忍之列。但是我仍然要说，不要在文字官司上过于敏感。几百年的你争我斗，几十年的匕首投枪，使我们报刊上的有些文章保留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剑拔弩张、刁酸促狭，这是一笔沉重的历史旧帐，不幸让这样几个作者肩负着，是很值得同情的。他们缺少法律常识，缺少人格概念，从来没有把人间的名誉当一回事，与他们打官司，自己也要回到人生的启蒙期，真是何苦来着。他们的日子一般都过得不宽裕，因为根据经验，人的生态和心态是互为因果的，一打官司，他们就要赔偿大笔的名誉损失费，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又于心何忍？前不久我在东南亚的一些城市间独个儿漫游，遇到一位相知多年的佛学界朋友，问他这些年在干些什么，他居然说一直在打一桩名誉官司，我听他介绍了案情，觉得他遇到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只能说是一种谁也不会在意的家常便饭，对他如此认真深感困惑，就笑着请教：“佛家讲究宽容，你这样打官司与佛教理义有抵触吗？”他回答，“如果我不去制限他们，他们还会继续伤害众生，因此我这一拳出去十分慈悲！”我似乎有所憬悟，但回来一想，又觉得这毕竟与整体环境有关。整体环境还很不卫生，你就没法对落在身上的尘埃过于认真。有一个卫生的念头就好，慢慢来，别着急。

在这中间，唯一需要花点口舌对付一下的，是报刊间那些指名道姓，又完全捏造了事实的文章。因为捏造的事实比大声的漫骂更能迷惑人心，人们如果相信了那种捏造，那么，被捏造而又没有辩诬的人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但是，话虽这么说，真正辩起来却十分气闷，我的原则仍然是能不理尽量不理。这些年来本人由于不慎发表了一些文化随笔，有人说好话，干扰了几位先生的视听，于是逐渐有一些与我的名字牵在一起的“事实”刊载于几种报刊，起初以为有一个恶人与我同名同姓，后来搞清是在说我，刚想辩解说绝无此事，新的“事实”又刊布出来。正烦恼，突然想起，海外一些年轻的演员刚刚成名总会遇到类似的境况，他们几乎不辩，依然笑眯眯地演着唱着，我比他们年长，为何连他们也不如？这种想法解救了我，几年来未辩一言，到后来对那些文章读也不读，结果像没事儿一样存活至今。当然我的躲避也有底线，简单说来，如果别人受到诬陷而我知道真相，我不会躲避；如果事涉公共道义，我也不会躲避；躲避的只是自己的事。倒也不是大公无私，是因为自己的事怎么辩都是窝囊，我没有权利让我的朋友、学生、读者一起分担这份窝囊，窝囊比受伤更让人痛心。

总而言之，书海茫茫，字潮滚滚，纸页喧嚣，墨色迷蒙，这是市场化、多元化的现代文化景观，我们企盼了多年的，不要企盼来了却手足无措，抱怨不迭。解除过度的防范敏感，降低高昂的争辩意识，减少无谓的笔墨官司，让眼睛习惯色，让耳朵习惯异音，不太习惯就少看不听，即便习惯了，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也可以少看少听。一切自己作主，看一点悦目的，吸几口新鲜的，尝几味可口的，稍感不适就轻步离去，我没有义务必须接收我不想接收的一切，哪怕有人直呼姓名在门口喊阵也关窗拉帘，闭目养神，顺手打开柴可夫斯基或瞎子阿炳。人们都说身处现代社会必须学得敏锐和迅捷，我却主张加一份木讷和迟钝。人生几何？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比较正经的年代，赶快省下精神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哪里还有时间陪着陌生人胡乱折腾？门外的风，天边的云，一阵去了一阵来，当不得认真，哪怕这些风这些云是白纸黑字组成的，也是一样。

文化是社会的一种定力，文化人不可自己乱了方寸。

[阅读提示]

余秋雨这篇文章，同学们读来会有读不太懂的地方，比如“人们都说身处现代社会必须学得敏锐和迅捷，我却主张加一份木讷和迟钝”，这不要紧，各取所需嘛。倒是最后一句话值得重视，读书是需要定力的，学生们不可自己乱了方寸。

3．忆读书

冰心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4 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7 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就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便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就同时还看了母亲针钱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时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