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不久，我考上大学，当时百废待兴，连像样的教材也没有。上教育学课，老师大批文革，大讲“十七年”（即1949年至文革前的17年），仿佛那一时期的教育是很好的，是被文革搞乱的。那么，这个“十七年”的教育方针究竟是否正确？如果正确，为什么面对文革风暴一触即溃，造成全民族的大悲剧？当年很少有人作有价值的思考。毕业后到中学教书，听到许多老教师念念不忘那个“十七年”。他们拿那个“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相比，认为教育工作是有成就的，那个时代是值得肯定和怀念的。我特别感到惊诧的，是这些善良的老教师竟没有把红卫暴徒挥向自己的铜头皮带与“十七年”联系在一起。

那个“十七年”执行的究竟是什么教育路线，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必要多说了。从1957年（甚至更早）以后，教育就和政治紧紧地绑在一起，和各种运动牢牢地缠在一起。“人的教育”四个字就是罪名，“驯服工具”及“螺丝钉”式的教育成为主流，“斗”成为教育的核心理论。文革前数年，高校录取时，已经强调“阶级路线”，非工农兵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出身于被体制认定有反社会可能的“另类”学生，即使成绩好，非但不能接触尖端技术专业，甚至也很难被重点大学录取。更让人不敢想的，是在报名时，先已“政审”；有的地方，连“不宜录取”、“准予降格录取”、“可以报考师范”的印章已经盖好。虽然在同一片天空下，和种族歧视一样的阶级歧视成为公开的政策，文革爆发，社会法西斯主义便公然的在教育界出现，并从首都迅速蔓延全国，数以万计的教师和学生死于红卫暴徒的棍棒和皮鞭下。

那种教育路线及“革命激情”深刻地影响了教师的教育观。所以，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教育学教师在课堂上还神情严峻地说：“教育，就是两个阶级争夺下一代，——资产阶级想通过教育让无产阶级断子绝孙，无产阶级也要通过教育让资产阶级断子绝孙。”

当年我在课上听到教师这样的言论，有种莫名的恐怖感。我没想到今后要从事的是这样一种对阶级斩草除根的职业。记得课间我和教师有过一些争论，但是没等我的意见说完，很快就被政治积极分子打断了。1978年直到1981年，“左”的阴魂不散，高校教学中一些教师政治上左到了庸俗可笑的地步；学生中间，连读点西方的书都会招来异样的眼神，在宿舍自由地谈点感想也有人打小报告（这也是我对大学生活感到无味的原因之一）。很多学生政治表现极为积极，大学毕业后，却不想、不愿或不肯从事“让资产阶级断子绝孙”的工作，而是通过各种途径进了官场。这从另一面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陶行知、晏阳初的伟大人格。

好，现在再来说那个“争夺下一代”吧。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和谁“争”，二是如何“争”。

“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几乎所有的国民都吃不上饱饭，还饿死了几千万人。高干子女回忆录中说，“三年困难时期”，连他们也饿过肚子。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必糖衣炮弹，用一块牛排甚至一个馒头就能击倒许多阶级弟兄。直到1949年，中国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成熟也根本没有可能成熟；而在1949年之后，资产阶级更没有可生存的空间。与此同时，专制主义一天天地壮大，社会法西斯主义抬头，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成千上万善良的人被打成政治贱民。在学校里，女孩子扎个蝴蝶结便会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教训孩子不说脏话也成了资产阶级思想。教育要和这种幻影一样的“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何异于自欺欺人？1968年起，我在农村插队劳动，看到那些悬鹑百结、面有菜色的农民聚在一起“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我没想到人们穷得只比饿莩多一口气了，竟然还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可见资产阶级是多么的恐怖，教育的确应当“让资产阶级断子绝孙”。然而，与此同时，大队书记和公社书记们则如电影上的地主恶霸土皇帝，横行乡里，目无法纪，对"公社社员"生杀予夺，一身封建习气，比虚幻的“资产阶级”可怕得多。

那个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一直渴望宣传家有诚意地客观地向大众解说。然而等了几十年也没等来。改革开放了，又有人告诫我们：“窗户打开了，苍蝇也会飞进来的。”大学里第一批跳迪斯科的学生几乎个个被批评过。可是没过多久，各级领导干部便非常喜欢到西方去“考察”，越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越是喜欢去。他们真的好像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仿佛有特殊免疫力，不怕污染，专拣糖衣炮弹服用；没有人腐蚀他们，他们却主动寻找腐败的食物，像鬣狗一样。

这就是说，当年，在我们的周围并没有所谓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想在腐蚀无产阶级，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官僚阶层自觉地搜刮掠夺。通过权力取得财富，而那只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特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即使存在着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时，美国工人也不屑在政治上有所企图，他们的目的往往很单纯：加工资。和农民梦想成为有土地的农场主一样，工人也想成为富裕的资本家，除非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我们中国有纯粹的无产阶级官员，在当今这种腐败环境下，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他们辞官回乡，挑大粪，卖菜，去当苦力，立志“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人民看到的是，贪官污吏纷纷把子女送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家也搬走，刮来的钱也转走了，他们根本不担心“断子绝孙”。

这就是说，当年那些叫喊要“争夺下一代”的人早已投降了，因而，“怎样争”的问题也就不存在。

可是，回顾几十年的教育思潮，“争夺下一代”又是客观存在。下一代是什么样的人，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有人在“拉”，教育者就得理性地去“争”。“十七年”的教育做了什么？其后的文革十年已经作出了回答。文革之后的教育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必须有客观清醒的判断。令人警醒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教育没能真正地让下一代人懂得爱，懂得责任，懂得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

我们曾经把一切的改变寄希望于教育的发展，我们以为教育一定是专制制度的掘墓人。这以后我们发现，灌输狼奶也是一种“教育”。前一段时间，中小学搞过“教育现代化验收”，我不知道“现代化”也能“验收”，后来听说主要检查教学装备。而不是脑袋。中国究竟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我不想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但我们分明知道，如果能理性地分析，中国的教育不但有落后和保守的一面，还有相当反动的一面，——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和反科学的一面，和现代化完全搭不上边。。

2007年，北京的老红卫兵“要武·宋”当选母校的“杰出校友”，她的照片和该校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卞仲耘校长的照片竟然排放在一起。我实在不明白，这是该校用一种特殊方式纪念文革呢，还是根本就不在意这样的耻辱？于是想起一位教授的话：“希望工程”效率不太高，“遗忘工程”很成功。

多年以来，亲眼看到青少年缺乏自尊，缺乏责任感，便感到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教育有许多的失败。清末有了学堂，民国后有了学校，中国的教育却始终没有把“人的教育”放在首要的地位。教育本当培养人的精神，铸造人的意志，为民族进步服务，而不是为一个阶级，一个政治利益集团服务，更不是为了人压迫人的社会服务的。那么，和谁“争夺下一代”呢？我认为，在当今，教育必须和实实在在的专制、愚昧、粗野争夺下一代，而不是和一个假想敌。——这个问题只能提出，要论证则等于是在说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