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何时休？

——教育管理工具化之再认识

惟分数论的应试教育返潮，尤其是在减负、素质教育等之后的返潮更有了冠冕堂皇登堂入室的借口，更能容易蒙蔽广大教师和家长，带有比以前更强烈的破坏性、隐蔽性和欺骗性。所以，深入剖析这些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有必要，而且是必不可少。惟分数论，将教育的要义全部指向并外化为应试。有方家指出：“应试教育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将以树人、育人为宗旨的教育沦为一种单纯知识的传播和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情感都可怕地被泯灭了。”细究下来，不难发现功利主义思想在教育管理领域的甚嚣尘上有恃无恐。

教育本身并不排斥功利，或者说，教育在育人上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功利性。提升学生的智慧，改变人的生命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就具有功利色彩。但是教育无论是做人教育也好，还是做事也好，还是对学生眼前利益着想——考上满意的大学满意的专业，都需要处理好学生的长远成长和现实成长、教育所给予的和学生所需要的之间的关系。

校长要政绩，教师要成绩，然而教育的施教方的素养正成为了问题却被熟视无睹。且不说现在教育群体中占据话语霸权的由于自身学习经历而形成的固有缺失；也不说某位集杂文家与特级教师于一身的有识之士所抨击的“现在的本科生一跨入中学大门就把大学里所学的都扔掉而扎进应试教育”中的70末80初一代；也不说彻彻底底伴随着应试教育成长起来又回到应试教育圈中，正孤心苦诣地追求着的“有为一代”；但说说标榜为“新生代”，其成名成家的迫切愿望把世人不齿的影视炒作方式嫁接到教育行为中，其弥漫的浮躁和功利正铺衍开来。这一切令教育的造假之风抬头：各种所谓“名校”不惜透支发展前景和社会声誉而在高考报名人数上动尽脑筋，尽最大可能降低报考人数（升学率的分母）而求取最大化和不断提高的升学率来追求当前的社会声誉用来迷惑上级领导和社会；不同层次的学校都醉心于各种表面热闹的、可观的现场会、研讨会来吸引参观团体、上级领导和社会人士的好评；不惜血本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做宣传竞相标榜“第一”，甚至出现了一个小城中数个第一，不知究竟谁是第一的闹剧；在借助减负之中学生成绩滑坡而重蹈考试之覆辙，而变本加厉，以题代课，以训练代熏陶，周练月考，学生不能承受考试之重，厌学情绪日炽已无学习之热情可言，初一年级为中考累，高一年级开始为高考准备，比三年之功于一试，并把这种压力降低到起始年级。难怪乎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怀念小学，殊不知现在的小学也开始了大面积的考查。

我并不反对一切考试，正相反我鼓励并提倡学生在教育状态下，随着其综合素养的提高，也应该并完全可以接受一切形式的考试，但是我反对为了准备一个考试要把整个读书期间的最黄金的时间全部用在应付考试上，或者说以考试来应付考试，这无异与两个对手比试武功，只是天天在过招比划，不是今天他输就是明天我输，而不去各自修炼一段时间自己的招式、提高自己的实力，待练得一门绝技之后再行过招。而且，因为此，在表面形式上花功夫，教育浮躁风、浮夸风、形式风正蔓延着。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各种形式各级重点学校评比的条件资格等，却又把这种风气扩散到社会、家长。惟名校是求，惟名师是求。名校办民校，却无端的把国家共有教育资源变相成为某一个局部的资源，实在是国家教育资源和经费的流失。

在教育管理中重要的一环是教师素质的提高和教师专业化成长的问题。但是，现实教育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样一种教师成长模式：三年成长，六年成熟，九年成功，十二年成名。不做教书匠，而做教育家。“名师”成为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旨归。如何成长为名师？需要一张张证书，需要一个个成绩，需要一件件成果。于是教师或者又把这些转嫁到学生的严格管理上。而所谓的严格管理不应该体现为一种反人性的刻板的教育行为，而应该体现在以教师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对孩子的影响。南师附中王占宝校长提倡的“以规律人，以文化人，以美丽人，以活动提高人，以榜样带动人”的激励教育正体现了教育在新形势下的精神要义。或者把眼光聚焦在一节节各级各类的公开课示范课上。教师通过公开课确实可以锻炼人，但是公开课却不是教师成长的最佳途径；如果视公开课为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必然会使自己的教育实际与教育幻想严重脱节。尤其是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师专业化成长必须要彻底抛弃掉过去那种凭着“几节公开课”、“几张分数条”而一举成为名师特级的做法，而切切实实地在新课程建设上做出实质性探索和成果。然而几凡量化的事情，都免不了功利的驱使，但在实际操作中尽可能的降低功利的影响和侵蚀还是可能的。诸多的由全国、省（市）、市（地区）、市（县区）、校等层层演进的优秀教师、名师、学科带头人的评选，更是助长了教师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是从这一点出发，我对过去曾经奉为圭臬的“上几堂让学生受用一辈子的课”和“不做教书匠，要做教育家”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和动摇。我更愿意和学生一起交流，一起沟通，把自己看作一个学习者，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进入到学生具体而微的学习情景中去。自己把自己由于教师身份而浸染的一种权威的光环剥离开去，以自己的灵魂进入课堂，和学生对话，也许自己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阅读者对文本的处理和理解比学生稍稍先进一些，可以引领学生的更广阔和更深入的探讨，我常常感觉到学生的潜力无限和自己的渺小。

一个教师的命运总是和一个学校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一个学生的命运又何尝不是与一个个学校联系在一起？一个人一生中有近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的，而且这个时间是一生中对外界、知识、能力虽容易产生好奇、接受和提高的时期，教师需要面对的是每天的每一节课，这个每一节课构成了学生人生成长进程中极其重要的每一个“45分钟”，因此，我不太认同那种把课精雕细刻的几乎无暇可击的圆润和把自己每一句话都设计得犹如仙女散花天花乱坠般的周正。一个人在青少年为自己的未来成长和发展奠定下什么样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未来发展的广度和程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其总干事马约尔博士撰写的98年度报告序言的首句便是：“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如此就不能不考虑学生在教育状态下的加速成长和学生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成长之间应该造成的落差。这个落差需要教育测量（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考试）来检验，但是必须要在“德”“知”“识”“力”等内涵上加以培养和塑造。

教育要立人，立人须立本，立本在于求真向善为美，体现在“以教师的智慧引领学生的智慧”。著名哲学家维纳·海森伯格说：“方法再也不能与它的对象相分离了。”不注重内涵的“质”的提高，任何的方法都只能是弃道之“器”、舍本之“末”。

我常常想：教育的评价不应该由现在做出，而应该由20年后作出；就如我们现在完全有资格评价20年前的教育一般。教育是培养和塑造一代人的事业，或者说，未来中国建设者在我们现在教育手中。而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取消的各种排名却客观造成了始料不及的各学校的自我标榜自我做秀自我夸耀的更为恶劣的风气。功利主义思想而造成的工具论在破坏了母语教育之后又来祸害整个教育遗祸无穷。看来，对付功利主义泛滥化工具化了的教育，还需要从教育的功利主义出发，在内部制度上下功夫。

——不妨由社会权威部门定期公布各个学校的综合教育实力排名和各个重要指标（如高考升学率：按照三年前招生人数与三年后实际被录取人数之比率），规范排名，让教育界的造假行径无处可遁，令各种教育竞争处于一种良性的竞争循环中。

——不妨建立教师的公共信誉度。由教师的个人的荣誉感、责任心、良知等到社会公共信誉度的注重和塑立，引进南京市万人评议行风的做法，来评价教师。

——不妨加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过程评价。切实改变掉以分数评价教师、以分数评价学生、以分数评价学校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