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铁定不会考虑。比如周作人，由于其历史原因，肯定就不会进入教材。

　　“一套教材总会有漏洞，就像杀毒软件，需要不断打补丁”。谈到这套教材的缺憾，薛川东提到，他们曾经很想收入一篇记录牛玉儒的报告文学。但是苦于找不到成熟的本子，不得不放弃。

　　上世纪60年代的焦裕禄，涌现出来后很快就进入了教材。相对比之下，薛川东说，像牛玉儒这样勤政为民、鞠躬尽瘁的当代好干部，当然也该进入这次语文教材，这是个遗憾，也让他们感到很惭愧。

　　语文教材要有一条新的“生路”

　　这个北京版语文教材，实际上早在2002年左右就开始着手编写，在四五年的编写时间里，经历了3个阶段。

　　最开始时，是在2002年左右，顾德希(北京四中特级教师、北京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薛川东等人萌生了一个意愿，想在北京市搞一套思路不同于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当时还有四五个“志同道合者”，出于个人的兴趣，带着一种“玩票”的想法，也都参与进来。

　　“开始就是想做个试验，也没跟有关部门打招呼。我们几个老同志也可以说就是玩一玩吧。”薛川东说，他们教了多年语文，那时就感觉，语文可能要有一条新的生路。之所以有这个感觉，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出现，解决了他们过去很多不敢想的问题。

　　在2004年左右，顾德希、薛川东他们从教育部直属的中央教研所拿到一个课题项目，名字就叫作“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试验”。

　　2006年，刚好赶上北京市教委要选用两套高中语文教材。这个项目通过了评审。前期的试验版本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经教委批准，在北京市少数几个学校试教。

　　中青年编委影响很大

　　主要编写人员有十四五位，全部编写组成员则有20名，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和中学特级教师。薛川东说，当时能请到的专家都请到了。

　　编委对自己负责的部分推荐篇目，一般一个单元在40篇左右。但最后实际使用的不到20篇。就是说，一半的候选篇目要刷掉。

　　同时，相对于北京市此前使用的“人教版”语文教材，北京版的要力求出新。“原来的老篇目一半要换掉”，主力编写人员在编写之前就基本上确定了这个目标。有时候，编写小组撤下老篇目，只是为了给新篇目让路。

　　被称为“北大三东”的北大中文系中青年教师高远东、吴晓东、孔庆东，都是参与了这次教材编写的成员。

　　薛川东认为这次教材改动，完全可以用“前卫”二字来描述，因为必须要有新的东西，必须和生活的时代更接近。他特别提到了青年教师对这次编写教材的贡献。“北京大学在研究方面的前瞻性很强，青年教师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北京版语文即将在9月1日进入高中课堂。这个编写小组还在随时观察，是否有相应的新作出来，以便将来补入。只不过，纸质的教材修改起来没那么容易，因为每修改一次，就需要走一次报批、审查等程序，比较麻烦。

　　教材有前进，但不会走太远

　　青年周末：这次选入了一些你们以前都不敢碰的内容，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现在编选课文的尺度放得更开了？

　　薛川东：对，尺度放得更开了。胡锦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文化应该有一种宽容的态度。我们反复学习这一讲话，并且充分贯彻。

　　青年周末：中学应该都有思想品德课，为什么你们就想把写牛玉儒事迹的作品也收入语文教材呢？

　　薛川东：现在我们并不刻意要用语文课文去表现主旋律，但能表现的话不更好吗？当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还是语文课本身的学科属性。我们需要的是文质兼优的作品。描写牛玉儒这样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好干部，内容很好，但也必须同时是报告文学的经典作品，否则我们就不会考虑。

　　青年周末：那么，中学语文究竟是更偏重于语言艺术性还是政治教育性？

　　薛川东：我们不这么提。我们强调的是，语文课对学生有3个主要功用：第一，提升思想水平；第二，丰富文化储备；第三，优化表达能力。

　　青年周末：你也说过语文教学一直在承载着太多东西。但语文说到底还是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吗？

　　薛川东：也不对，语文并不能简单的看作语言文字。课文只是一个“例”，它不仅包括思想内涵，还可以让学生得以打开视野，学习品德，完善宇宙观。

　　青年周末：我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们这次编选语文教材，既前进了不少，又没有走得太远？

　　薛川东：对，可以这么说。语文教材必须要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必然照顾到以往的教材内容，所以我们这次有一半还是以前的篇目。

　　部分被删名篇

　　《孔雀东南飞》

　　《药》

　　《阿Q正传》

　　《记念刘和珍君》

　　《雷雨》

　　《南州六月荔枝丹》

　　《陈焕生进城》

　　《林黛玉初进荣国府》

　　《促织》

　　《廉颇蔺相如列传》

　　《触龙说赵太后》

　　《六国论》

　　《过秦论》

　　《病梅馆记》

　　《石钟山记》

　　《五人墓碑记》

　　《伶官传序》

　　《项脊轩志》来源：青年周末

上一页  [1] [2]